补档2018.9
前段时间看了夏济安的《黑暗的闸门》。论文集的名字取自鲁迅那句“肩住那黑暗的闸门”，集子里有一篇是《鲁迅作品的黑暗面》，解读了鲁迅作品中频繁出现的“死亡”意象，并把这与鲁迅孤独焦躁的处境、阴郁多疑的性格联系起来；也着重指出了那个年代风起云涌的政治斗争和无穷无尽的文坛论战消磨了鲁迅太多的精力。
鲁迅写了太多杂文，但他的小说其实也是很好的。然而他作为小说家，“起势极好，却未能持续”；他自己写给友人的信里说到，“不过我有时确也愤慨，觉得枉费许多气力，用在正经事上，成绩可以好得多。”
现今多把鲁迅树为旗手和先锋，但他的初衷不过是一腔热血和义愤，想以一杆笔救世人。可到了最后，他却牺牲了文学创作的“正经事”，卷入了一场又一场事后看来无稽透顶的笔仗。时至今日，“左联”作家，谁还能数出几个名字？
又不能不想到加缪。加缪的笔下也多写到死，他也是凭着诚挚和热忱写作、并投身政治运动的，而二战后阿尔及利亚的局势和法国文学界的潮流也并不比鲁迅生前的中国更明朗。当阿尔及利亚的种族冲突变得愈发血腥，加缪曾以和平之名作的种种努力也就付诸东流；至于为回应法国知识分子中的狂热所作的《反叛者》，在Robert Solomon看来也“还不如不作。”
念及默尔索在死刑前自忖“我觉得我过去曾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幸福的”；《西西弗神话》末尾也提到“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很难不认为加缪是个心中充满光明，面对着荒谬的世间仍发自内心热爱的人。但并不仅仅是这样的。他的荒谬哲学是由两面组成的：除了爱之外，还有清醒：清醒地注视着世间的荒谬，注视着人终将有一死的事实。他第一部散文集《反与正》的第一篇就写到三位垂死的老人，这不是偶然。我想这甚至可以与佛教传说中，释加牟尼出王宫，第一次看到老病死、深受触动决心出家的情节相提并论。
弃绝虚假希望拥抱荒谬，这与克尔凯郭尔弃绝人间希望才能迎来真正希望的哲学，或是尼采直言称上帝已死，人必须成为超人的哲学类似，其实都有虚无主义的底色。这也正是为何，在这几人眼中，人的consciousness都是一种负担而非恩惠。
这当然与加缪自身的状况有关。加缪生在贫穷之家，早年丧父，沉默而少温情的母亲，一方面是受苦的人的象征，一方面也是那个面对着人的诘问而沉默不语的世界的化身。后来他长期参与的政治运动，也消耗了很多心力，与萨特等人决裂之后，又逢结核病复发，更是十分抑郁。
加缪的《婚礼集》和鲁迅的《朝花夕拾》，都是早期的散文集，背景都是他们的精神故乡，是他们对人生的热爱的源泉。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热爱，他们才更不能够容忍世间的不公和黑暗。可也就在与黑暗斗争的过程中，他们耗费了太多的心血，鲁迅甚至已不再相信自己能见到光明了，他所能做的只是“肩住那黑暗的闸门”，放下一代到光明中去。虽然那源泉仍然在，两人在后期都没有再写出能与之相似的作品了。
说惋惜吗，是应该的，却也不一定。与两人相对的，譬如说黑塞。他也曾是竭力反战，甚至因此被扣上“叛国者”帽子；但纳粹崛起时他却离开了，去瑞士静养。当然不能认为这是逃避主义；就像萨义德所说，流亡的巴勒斯坦人在今日决定好好珍惜他们仅剩的一切，这绝不是投降主义。黑塞远离德国国内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反抗。“一是构筑抗拒毒化以卫护我得以生存的精神空间，二是表达悖逆野蛮势力的精神思想，尽我所能加强在德国本土进行反抗和固守阵地朋友们的力量。”
但这种反抗与加缪和鲁迅的抗争仍是不同的。以我庸俗的眼光看来，前者虽然值得尊敬，后者却更崇高。况且，真诚如后者，真的可以不问世事，花上十二年时间去写一部《玻璃球大师》吗？恐怕是不能的。反过来说，这也是为什么黑塞“原本打算写一系列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克乃西特传，却未能如愿”。私以为，是因为他写不出来。“黑塞为塑造一个完美无瑕的理想英雄，只能编织乌托邦，在虚拟的未来世界里施展自己擅长的浪漫手段。”同理，我想他也是无法写出《鼠疫》的。